(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50號判決V.S最高法院

99年度台上字第1153號判決的衝突)

    首先是1850號判決，這個判決認為民國99年6月2日修正公布「前」之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規定中，所禁止買入或賣出者，為上述條文各款之人(內部人、大股東、因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、或從前述各種人得知消息之人)所有之股票，如所買入或賣出者，非上述各款人所有之股票，即無違反該條文之規定，而不成立證券交易法第171第1款之罪責。

    其次為1153號判決，這個判決認為：「所賣出之股票，究屬何人所有，並不影響犯罪之成立(指內線交易)。」。這樣的見解，很明顯的與1850號判決的看法大相逕庭，而這樣的情形，在最高法院的判決中，實在少見(註：由於最高法院判決就算沒有被選為判例，在各級法院判決的法律適用上，均仍具有一定的實質影響力，所以最高法院見解若有不一致的情形，很有可能會讓這個法律問題陷入迷霧森林之中，並出現多起判決不一致、人民失所依據的窘境。)。

    筆者進一步探究這兩件判決理由，發現1850號判決並沒有將其見解之論理過程詳為敘述；而1153號判決則係透過「維護資訊平等」與「禁止私取」等立法目的，作為其見解之立論依據。

    然而，筆者認為1153號之判決透過立法目的去解釋構成要件之適用範圍，固然有其邏輯之依據，但卻忽略了刑法中「罪刑法定原則」之重要性。蓋，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規定，是禁止獲悉內線消息之人對於該公司之股票「買入或賣出」，以文字的意義來看，所有權人才係「買」或「賣」的當事人，第三人充其量只是代理人，故該條文之文義似乎並不包含買賣「他人」的股票在內。且，刑事犯罪構成要件的「文義」在適用上有爭議時，實不宜透過「立法目的」去做「擴張解釋」，否則即有違「罪刑法定原則」，並將導致人民對於法律規定無所適從(我們僅能期待人民判斷文字意義，而無法要求人民均能像法官一樣去做立法目的之推論)，甚至會產生「不教而殺」之負面疑慮。

    基於以上論點，筆者較為贊同1850號判決之見解，倘若刑事立法政策確實有處罰「買賣他人股票」之必要者，亦應將法律文字加以明確化(民國99年6月2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，已增加「以他人名義」等文字)，始能織人於罪。故於本題案例中，某甲出售之股票並非其所有，筆者認為依1850號判決意旨，並無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之適用餘地，而不成立「內線交易」之罪責。